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令世人惊艳的开幕式仍历历在目。外人看了热闹，国人自己不难看出门道：无论是开篇倒计时的节气宣传片里有八个引用了应景而赋的唐诗，还是奥运五环呈现环节借用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意趣和气势，无不浸盈着来自唐朝美学的光芒和浪漫。

　　虽远隔千年，但分明近在咫尺，创作者说得牙清口白，欣赏者听得默契会心，凡此种种都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矗立于唐朝这座高峰之上，怀揣这种对自身文化缘何而来、向何而去的自知和自省，我们发出迫切的追问：“唐人如何看到自己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一个唐人身处何种世界观念和时代精神中？形成他们开放包容心态的源头又何在？”（《唐朝的想象力：盛唐气象的7个侧面》，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为什么唐朝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也唯有对其所积淀的美学基因加以研究和重组，才能去重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自白石道人在《诗说》中言明“气象欲其浑厚”，“气象”就在中国古典美学众范畴中把据高位。气象将主体的生命气韵和风貌，借助具有一定审美意义的形象展现出来，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审美范畴。受其启发，宋代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综述诗歌发展演变及创作风格时，衍生出“盛唐气象”一说。“盛唐诸公之诗……既笔力雄壮, 又气象雄浑”，只谈及“浑厚”“雄壮”一面，对田园诗派清新、秀丽之风并未提及，将乱世之音更是排除在外，故失之偏颇。沿严羽之论，后人对“盛唐气象”一说多有争持，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至今，形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4年，舒芜最早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当年林庚发表《诗人李白》一文，1958年又发表《盛唐气象》加以专章论述，指出盛唐气象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其本质是“蓬勃的朝气, 青春的旋律”，一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同，“盛唐气象”成为描述唐代诗歌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学术视野的拓宽，让学界对“盛唐气象”的认知上升到艺术风格和美学风貌层面，学者们将其视作盛唐各种艺术共同的美学风格。裴斐等学者质疑林庚的观点，认为文学史上的“盛唐”与历史上的“盛世”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两者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对李白之诗“见豪不见悲”，便是一叶障目。“盛唐气象”有更为丰厚、复杂的内蕴，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壮、飘逸，也有低抑、苍凉、孤独与悲怆”。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袁行霈、张福庆为代表的学者将“盛唐气象”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一个复合概念——众多风格糅合着意象、意境、性情，满园芬芳般地集中和统一于时代风貌中，甚至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高尚的社会责任感等。

　　承前人之说，陈望衡、范明华等合著的《大唐气象：唐代审美意识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将“盛唐气象”的研究推展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更大的空间，从唐诗说起，但不就诗言诗，而是构筑了大唐文化与其朝代建制、社会语境等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基础相匹配、相适应的整体“景观”。因此，书中的气象，是滥觞于诗歌而散延于其他领域的血肉、气韵、格力、体面、情致和意境等总体性的审美风貌，更是一个时代整体的精神面貌，书中所及的音乐、书法、舞蹈、服饰等，均折射出唐代美学恢弘宽远的意蕴和风骨。

　　对陈望衡教授等凝结于70多万字、700多页的思想加以提挈，不难心生浮想：再灿烂的文明成果皆由人创造。除去物质文明之外，大唐气象的本质，恰好在于那个时代非物质的精神面貌，在于时人对美的理解、追求和创造。唐人讲究“转益多师”，既勇于打破六朝以来绮靡文风和审美趣味的囿束，又善于虚心学习并汲取其中的思想营养，所以才能做到思想自由活跃、言论通达宏放；面对丑恶，他们高擎批判和反抗火炬，勇敢斗争，并向弱者投去关爱，代其发声。因此，大唐气象自然具有了炯炯人格，所谓“林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也正是这丰沛的生命力，构成了如此煌光驰流的时代。

　　在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如王朝）里，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民众审美等因素共同作用，会形成具有一定共性的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潮流和美学趋向。大唐气象，便是其中的典型。

　　大唐气象是一个复杂多维、流派缤纷、风格多样的综合体。唐人给我们垂示如何“兼容并蓄”，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气概。陈望衡对此进行了综述：大唐审美观念的建立，既上承隋制，又不因循守旧。有唐一代秉持的开放和自信、自省精神带来审美观念的大解放，带来文艺的繁荣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具体来说，寓教于美的唐诗哺育和培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观念和趣味，并与同期的绘画、舞蹈等其他门类缔结了同音共律、遥相应和般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形成的“情理兼得、力韵互含、刚柔相济、象意合一”的审美理想，皆以唐代为重大转折点：第一，儒道释三教、汉族与外域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多元融合、纳新创造，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第二，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以及审美的世俗化得到空前发展，“女题诗”“伤世诗”对女性、边缘民众的观照，城市和建筑设计等对“人”的凸显和尊重，体现了整个唐代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包容和成熟。第三，大唐富强进取的气概与大国风范通过大唐艺术的大气、绚丽、灵动的基本审美品格得以充分体现。

　　有珠玉在前，大唐审美意识是当代中国文艺事业的“源流形态”，更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标杆。广义地来看，我们所处的文艺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与盛唐时期有广义上的可比性，鉴往以观来，可从中收获有益的启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来看，我们须将“气象”升华为“气派”，更具体来说，是要在新的时代，创造气魄广博、兼容并色、领先于时代的先进文化。以唐为鉴，中国气派是对深厚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自主自强、独立创新的表征，是对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张扬。

　　文化自知只是文化自觉的发端，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自省、文化创新才是更高级的层面。唐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固然值得众所瞻望，但我们恰恰要学习唐代善于、乐于革新的精神，结合当下新的时代条件加以传承，上升到中华美学精神的层面加以光大。

　　在我看来，中华美学首先是“宏观美学”。中华民族的文化每每到了重大历史关头，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因此，在反思以唐代美学为代表的中华美学历史经验时，非常有必要将其放在世界文化的总语境下审视和研判，以求在全球性、共时性的坐标里精确寻找中华文明的定位。其次，中华美学是“人民美学”和“生活美学”，讲究以文化人。我们可以与唐人共鸣、共情、共在，但“霓裳羽衣之美”最终要覆盖生活和人本身，追求“美地活”。任何一种文明，若不能被复制、传承或弘扬，那它就只是历史博物馆里失去生命力的旧标本。《去唐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常华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作喻，形容大唐气象“总是在导引着人们走上不断求索的道路”。今日中国，是推崇个体活得更有尊严的现代化国家，中华美学更要呈现对生命、生活、人的终极投射和关切，不仅注重审美的教化功能，更应加强对人性的关怀和浸化，从而解决人与社会的对峙、人与人的疏离、人的自我迷失困顿等当代难题。

　　说回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汇聚参赛国国名、融合中国结和希腊橄榄叶两大元素的“雪花”符号，完美释读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国审美观。通观2008年和2022年的两场奥运会开幕式，恰好涵盖了大唐气象中“高放”和“和谦”的对应两面。14年时间的流变，足以见证现代中国人审美和情趣的进阶——排场和火炬肉眼可见地小了，但格局和气派却大了不少。正如张艺谋导演接受采访时所说，本次开幕式创作注重简约美学的“人民性”，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美学的创新和升华。

　　总之，大唐气象是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脉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究析的命题。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鉴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中的形神论中国工艺美学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概要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